映象新闻

就立案公示而言，因案件处于刚受理阶段，须公示材料较少，受理当日或次日即可将暂予监外执行的申请书或提请暂予监外执行建议书作为立案决定的根据进行公示。

那些诸如巴尔等参与《两德基础条约》缔结的政客们其实认为两德统一会妨碍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或许他们声称两德统一是‘新东方政策的远程目标，但是他们内心不会把这一目标当真，因为这与民主德国要求获得主权承认的立场相违背，并且会破坏两德政府间的政治互信。然而这一见解的错误之处在于，同一性（Identität）和屋顶（Dach）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在1971年6月19日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上称，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德国蓬勃发展，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德意志民族在联邦德国苟延残喘，如此迥异的两个国家之间不能也不会存在什么所谓的国内关系。此外，联邦宪法法院宣称两德之上存在屋顶意义上的德意志国，但是民主德国目前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屋顶的存在，换句话说，屋顶理论只是联邦德国一厢情愿的假设而已。[13]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联邦德国政府主张自身是国际法上唯一代表德国的合法政府的做法系政治决定，并不属于宪法审查的范围。虽然台独势力令国家统一进程面临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是两岸的中国人必然有足够的智慧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形成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大共识。[64]以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ödder）为代表的学者综合各方见解，主张应该从民主德国和苏联执政党的统治崩溃、美国的全力支持和人民的意愿等多维度来分析两德统一的成因。

于是，联邦德国谈判代表主张条约的文字可做如下表述，即字面上好像是一致的，但是可以涵盖双方的目标分歧。[10] 3.屋顶理论（Dachtheorie） 以弗里德希•奥古斯特•冯•德•哈耶特（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Heydt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德意志国的行为能力是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共同恢复完成，两德都是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德意志国这一屋顶下的部分秩序（Teilordnung）或者国家碎片（Staatsfragemente），所以两德只能在各自领土范围有限度地代表德意志国。（三）与卷宗阅览的竞合趋势 除了承受着为信访分流的压力，信息公开制度还发生着与卷宗阅览竞合的趋势。

《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对于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规制，《若干解释》第36条对于撤诉后一事不再理的规定，都无法作为本案的适用依据。而只需稍微尝试通过各地方政府门口网站进行检索就会发现，目前的主动公开方式显然是极其粗放型的。[ 54]可以说，现在的特殊需要条款将信息公开与权利纷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淡化了信息提供的客观功能，另一方面反而将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信息公开与实体权益纠纷搅和在一起。[31]参见谢晖：《应当参照否议》，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

那么，考察民事、行政两大诉讼中滥用诉权的关联与差异，并探明其参照适用的可能性则是解析本案之必要前提。在规范上有着诉权依据。

然而，这类案例毕竟已经出现，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公报案例发布，因此有必要认真对待并给予学理上的回应。法院在裁定书中载明其依职权向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东县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的事实：（1）2013年至2015年1月期间，陆红霞及其父亲、伯母三人以生活需要为由，向十余家行政机关如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城乡建设局等提起至少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责任主体的范围。而信息公开职能是否与之具有可类比性？作为一项直接指向申请人的对外职责，信息公开所涉及的内容更包括环境评价、企业登记改制、宅基地权属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72]将办公厅（室）设置为主管负责机构，是否有违背宪法框架中的权力分配之嫌，还应再行讨论。

对行政机关而言，其能够作出的选择就是公开或者不公开，即判断信息内容本身是否存在例外豁免的情形。（2）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就同一事由提起信息公开申请及诉讼，经行政机关与法院释明后仍然继续以上行为。参照即意味着赋予法官在适用时有着相当的裁量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决定适用与否。2．判定滥诉行为 行为实施主体由起诉人延伸至其家属。

并强调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并非滥用诉权的构成要件，而是与之共同构成滥用诉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权利与权力冲突背后，信息公开制度呈现出某种扭曲的异化状态，承受为信访分流压力的同时，囿于特殊需要条款的误读，正发生着与卷宗阅览竞合的趋势。

[4]参见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21号行政裁定书。法院判定已经履行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因原告所属相应土地已被征收，对所承包的集体土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要求公开用地明细表、位置图等信息与其自身的生产、生活无关，驳回诉讼请求。

而且，通过申请，还可以获得公开争议事项的相关信息，如涉及土地规划的征地批复、造成工伤的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等，作为进一步维权的证据材料。[10]参见高鸿：《政府信息知情权的滥用及其规制》，载《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10期。法院认定当事人滥用诉权，但法院也受到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滥作裁定的批评。[20]参见郭卫华：《滥用诉权之侵权责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50]但是，这种辅助性的补充手段俨然要替代司法机关成为权益纷争的核心领域。但是这一文件的公开形式为网页文字，并非正式公文（扫描件）。

[44]放在本案当中则更值得警醒：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究竟是滥用诉权的当事人抑或滥用审判权的法院？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原告的诉求往往包含了一定的公益成分，如何有节制地规范权利不正当行使的行为，大概还需要更多的思考，[45]贸然给当事人扣上滥用诉权的帽子，或许是审判权有所越界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忠告显然还未过时。

[30]《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当然，门户网站需要承担一定宣传政府活动的功能，但既然将检索入口设置为政府信息检索，是否应当对检索指向的数据库有所区分？（2）公文公开形式缺乏有效性。

换言之，民事诉权理论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但不是照搬套用。再加上信访纠纷介入的常态化，信息公开俨然成为了行政过程的延伸。

[64]所谓药店买花，是现下信息公开制度中的许多重要规则没有被公众正确理解产生的现象。并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这批案件，指出该裁判系率先在全国对政府信息公开滥诉行为予以规制。考察民诉中的滥诉理论，界定滥用诉权存在四要件说与两要件说，前者对应侵权责任规制路径，后者则对应诚实信用原则。[51]这仅是向法院提起信访申诉的数据报告。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印证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4月8日作出的类似裁定：起诉人姜某某仅凭个人主观意愿不断提出申请的做法，背离了《条例》的立法本意和目的，其所提起的相关诉讼明显缺乏诉的利益，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政府信息公开权和诉权行为。

而主张引入诚信原则的学者，更倾向于强调对滥诉行为本身的规制而采两要件说。在陈爱民案中，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事项全部以公安分局的接警处理为核心，反复向同一机关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更进一步，办公厅（室）作为内部协调机构，能够调用的行政资源在各个地方政府中有所差异，无论针对前述公文管理制度的构建，或者创设申请公开指导小组这类专业引导机构，恐怕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鉴于我国行政法特殊的发展历程，行政诉权一向是被呼吁亟待保障的一项权利。

[42]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已明确指出：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规定限制当事人起诉的其他条件。[9]参见丁国锋：《法院：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行为不予支持》，载《法制日报》2015年3月3日第8版。[43]显然，港闸法院裁定和公报案例的主旨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护诉权的立意是相悖的。[5] 2015年2月27日，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审理了陆红霞及其父亲分别提起的共计8起信息公开案件，均裁定驳回起诉。

1．信息公开与信息咨询 根据《条例》第2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比较幸运的是，这一公文在网页上可以显示发文字号浙政办发（2014）32号，使得申请时的便利性大大增加。

2．权责统一下的制度改造 除了权力依据存疑之外，实践中由办公厅（室）负责信息公开工作也存在着权责不统一的情况。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一审案件受案约12.9万件，这个数据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行政诉讼法培训中提到的行政诉讼案件每年只有10万到12万件相吻合，但2012年全国法院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约80万人次，远远超过提起行政诉讼数量。

在检索结果中进一步分辨还是可以找到省政府下发关于抓好2014年粮食产销工作的通知，[61]其中载有与粮食补贴直接相关的内容，如对全年稻麦种植面积2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继续按稻麦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30元的直接补贴。在缺少普适规则的当下，法院如何在适当的范围内厘定判断信息公开滥诉的规则，是一件极其考验法官智慧的事。